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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百五十二章 黄宗羲授课(下)


第六百五十二章  黄宗羲授课(下)

“外儒家,内法家,朝廷和地方在税收上的争夺,无法调和,这还是积重难返之症状。”

“拿伪明举例子,北方的情况或许糟糕一些,但是大家不少都是江南的读书人,应该很清楚,其实江南并不穷困,甚至这些年工商业的兴起,江南这里其实很富裕。”

“那些西洋人来到我们华夏,都会惊诧于我们华夏的繁荣,说我们是黄金之国,天朝上国。”

“而且大家的家里,缴纳的税款其实并不少,为何朝廷却拿不出钱粮来镇压叛变,对抗异族呢?”

此时的黄宗羲,便如同一个优秀的医生一样,精准的指出了伪明的病症。

财政之患,从设计之初,就留下了病根,以至于明王朝绵延二百多年,已经深入骨髓。

而且这病症,不仅仅是伪明有,其实历朝历代都有,只是伪明的病症更厉害一些罢了。

“我早先在书中,未述及此症背后的治政根底,但在谈如何解症时,却还是述及三代之治,这就是在告诉大家,积重难返之病,这不止是君王和官员欲壑难填的问题。”

黄宗羲的总结很清晰,华夏财税难题,根本症结就在外儒内法上。

而具体的缘由,则是朝廷在感觉财政艰难之后,总是找地方下手,将地方以银钱组织起来的力役资源归并到正税里,所谓正税,自然就是朝廷的钱。

地方被进一步削弱后,不是州县治理凋乏,就是为维持地方政务能正常运转,继续向底层民众施压。感性主宰理智的文人自然更喜欢强调后者,很少注意到前者。

“修路造桥,治安捕盗,这不过是细枝末节,只要尽心教化,人心安稳,就是挈住太平盛世之纲,这黄宗羲,果然只从楚行那学来吏员之术,舍本逐末!”

听到这里,袁枢直嗤笑不已,治世不问人心,就在这些事情上计较,果然是被银钱熏坏了脑袋,这大乾之官,若都是这般见识,他觉得自己脱困之曰已经不远。

“且听听他有何高论……”

文震孟曾虽然也没多少治理地方的经验,但身处朝堂,这“末”反而是他更关心的问题,跟读什么圣贤书比起来,这才是治国需要真正考虑的问题,他可不像袁枢直这种还没脱掉翰林气的年轻人那般,觉得“教化”才是治国之本。

正好有学生问了,这积重难返之症,到底该如何破解?还有学生问得直接,眼下这大乾新朝,是不是在此事上有异于前朝之举?

黄宗羲呵呵一笑,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圈。

“历代朝廷和地方,都是在争一块饼,而且是亲手来分,因为历代都是在百姓身上吸血……”

接着他又画了两个圈,跟之前那个圈套在一起,形成了上面一个,左右两个,相互套起来的三个圈。

“我大乾新国,要引入地方,引入工商、引入农人,大家一起来分。有人做评断,来定这饼多大多小,有人来商量该哪些人分受,各自分受多少,有人来监督分的过程,总之要让民不觉苦,州县不穷,工商得利,朝廷有力。”

黄宗羲只扯了一个开头,后面就说得含糊,吊足了学生们的胃口,旁听的二人也很不满意,袁枢直觉得这家伙是根本不知道,就随口忽悠,又准备出声嘲讽,却听黄宗羲再道:“具体要如何行事,或许不久后,诸位就会从大王令上看到。”

“这是大乾王上要伤脑筋的事,如果我能有那本事想得通透,恐怕大王早就把我抓进王府做军机大臣了。”

黄宗羲一脸笃定地微笑,肚子里却如此念叨着。

“我们的祖先之聪慧,即便是今天来看,依然让人崇敬。”

“几千年前,先辈就将矿石冶炼成为铜,通过铜铸成钱币,并赋予它莫大的威能。由它互通有无,人力货物聚沙成塔,万民得享其利,当然也由它压榨人心,万民坐受其害。

三代而下,国税由布帛粮米,渐渐转为银钱,此乃天势,不可逆转,而我等掌国宰民,应究这银钱之上的天道,扬其利,绝其害。今日会议,不容虚言,我等当尽心于实事,朝廷与地方之税制如何调理,摊丁入亩如何着落于实处,这两事,乃砥定我大乾新朝治政根本之策!”

扬州府大乾王府正堂原本很宽敞,可两百多官员分坐左右,不仅有椅,还有桌子,顿时让空间显得狭小起来。

赛八仙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正堂里回荡着,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这是内阁主持的大型会议,而且连县官都要参与会议内容,类似于大型政府工作会议。

赛八仙自从将楚行忽悠上了赛道,就明白了一件事情,这赛道不仅仅是楚行的,也是自己的。

自己不可能只想着抱粗腿,坐享荣华富贵,自己也要施展自己的抱负,一起努力,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,所以为此赴汤蹈火,也在所不惜。

这不身子骨刚刚恢复了一些,赛八仙便停不住,眼见国主东征西讨,南征北战,将伪明打的落花流水,赛八仙如何能闲得住。

根本不顾自己花白的头发,年迈的身体,直接挺身而出。

正好也让赵汝才、李宗为、胡爷等人抽出来,做一些其他的事情。

这一次,内阁开会,是以内阁、六部,以及地方官所涉及到的职责问题为核心展开的,赛八仙自然就成为会议的主持。

参会人员构成及其复杂,内阁、六部多是以前追随大王起事的老臣,亦或是投奔而来的落地读书人,地方官则多是吏员、退伍军人,亦或是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,还有些及其惹眼。

他们原本就是伪明的朝廷命官,多是些县丞、主簿一类,后来被伪乾接收,成为大乾的官员。

这些传统官员对眼下这“开会”的作派很不习惯,首先是不必伺立,而是稳稳坐着,见楚行也不用磕头,楚行还会对官员点头示意,仿佛就是同僚一般,第二还有笔墨纸砚伺候,要记笔记,第三是除了楚行最初简单几句问候和鼓励,接着赛八仙就话入正题,没有一丝繁文缛节。

“这是坐而论道啊……”

陈明遇是原本的江阴当地的小官,受阎应元的劝说,投靠了大乾,得了县官的职务。

原本以为这一场大会是给大家封官许愿,授品定阶,顺带走走过场,定下正朔,大提众人心气,没想到却是把大家抓来讨论具体问题。

“是坐而论事,往日里救民会也是这般议事,注意着点。”

阎应元因为在地方上的影响力,现在担任苏州府通判,就坐在他旁边,轻声提醒着他。

“哎呀,大乾规矩大,万一我要打瞌睡,是要挨棍子?还是要罚钱?”

陈明遇有些紧张,之前就听阎应元说大乾律法森严,如今大乾威势比之前更强,大王做事是不是更加铁腕?

“打瞌睡?等会你有本事打瞌睡,你可就真的是神人了!”

阎应元两眼圆瞪,似乎听到了极为好笑的事。

这时候端坐正堂主位的楚行开口了:“之前曾行文诸县,来时要抄录县内户籍田亩相关数字,不是黄册,而是诸位实征钱粮之册,现在给诸县发下表文,按表文各项缮写妥当。”

话音落下,文书就挨个传下表格,陈明遇心说,好嘛,现场办公,想打瞌睡都没法子。

这大乾的官还真的不太好当呢。

想要浑水摸鱼,一点机会都没有。要是没有几分本事,当场漏了怯,大乾国主能当场将你轰出去。

在场所有官员都聚精会神忙碌起来,这可是入新朝的第一桩作业,怎么也得交上漂亮答卷,可主座上的楚行却侧脸掩嘴,打了个哈欠。

其实处理国务,他才是最辛苦的那一个,但是大战方歇,时间紧迫,却由不得安享太平,必须趁着伪明日子过得艰难的档口,抓紧把事情理顺。

对他来说,这一场大会就是走过场,该怎么分割地方和中央的财税制度,该怎么把摊丁入亩落到实处,深化改革,他早跟大乾王府的军机们和内阁大臣商量妥当。

这是新朝,他要推行的是全新的治政理念,当然靠南直隶这帮新投靠过来的臣子们定测。

但让这些地方官汇总他们所掌握的具体情况,也是完善所定政策的依据。同时让地方官员参与到定策的过程中来,也能让他们早日接受这一套新东西,毕竟新的治政体系里,地方官员依旧占着很重要的位置。

大乾朝堂的内阁和六部大多实际经手过地方政务,由摊丁入亩想到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,这个弯转起来不怎么费劲,但他们提出的问题,也正如黄宗羲在国子监面对的问题一样,如何让新朝避免陷入这个怪圈?

“历代王朝,包括现在的大明,都没真正认识到银钱的本质。过去是条件不足,现在是堪堪差一线,但若我们小心调理,这一线也是补得上的……”

楚行的回答让大家还有些摸不着头脑,接着楚行的话,就让他们意识到,这是一桩涉及太广的工作,过程也将很是漫长,不过一旦开始,可是历朝历代都难匹敌的伟业。

“旧时各朝,都想让天下是一个停滞僵化的天下,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,男耕女织,不然他们把握不住。

可当银钱深入天下诸事后,如果能把握住银钱,就能大致把握住一个变化的天下。为此我们需要作很多工作,现在要做到第一步就是……”楚行说出了让众人抽口凉气的举措。

第一,官府进一步下乡……

这项政策之前在山东施行的非常好,只是后来大乾攻城略地太快,以至于进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,到了最后甚至搁置了。

调整大乾的政治构架,以后不再是扶贫局自己折腾了,而是以全县代之。每县按地域和人口密度分划若干个乡镇,散而广之地为乡,密而聚之地为镇。而像扬州府府这样的城市,则分设几个区。

乡镇区只是称呼,并无其他不同,每乡镇区都设立名为“公署”的衙门,经办具体事项。

众人听这头一条就懵了,这就是将官员规模扩大若干倍!

之前还担心那么多官员无法得到安置,现在也不用担心了。只要你科举成功了,实习期过了,让吏部满意,那么你就可以去当官了。现在来看,最大的问题是,钱粮怎么来?

钱粮怎么来?

这个问题可不能简单看官员俸禄,历代王朝给地方定了若干编制内官员,由中央财政供养。可那点可怜人力完全不够治理地方政务,都是靠着“杂派”,也就是地方税来解决。

中央对地方有诸多治政要求,以便能实在掌控地方,包括文档籍册,民间事务管制,这都要人来管,但又不解决经费,这实际是中央认可地方要自己收税。

可基于大一统、强干弱枝以及绝不多事等等儒法治政理念,中央也不愿跟地方明确划线,由此可以随时一张纸就将地方税卷走。

如果将这些杂派填实到地方,跟地方财政分割清晰,钱粮问题,自然好解决。

其他人则担忧,会不会压得民人更觉艰难?更有人直接跳脚道,宋时就有冗官之祸,这一策是谁献的?祸国殃民嘛!

楚行摇头感慨,儒法之念深入官心啊。

他止住了沸腾的人声,说出了第二策,官吏一体。

众人都不吱声了,他们一时没想明白其中的利弊。

吏员自然都是想当官的,但楚行这一招,实际等于是取消了吏员的生存空间,要让他们走到前台来。

结合刚才的第一策,就能看出,所谓官员扩容若干倍,实际是把所有吏员兜了进来。

若是吏员都按官员来要求,诸如回避、监察等等由朝廷落在官员上的管制,也都要落到吏员身上,他们担心,这一策既得不到读书人的支持,也得不到吏员的支持。

“我是很想事事都和衷而就,但有些事情,涉及根本,就只能以力而就。”这一点楚行很坚决,表明即使两边都不支持,他也要强行推动。

“我大乾之官,都不再是管人之官,而是管事之官。当官就是做事,做人的那种官,得把事情做透了才能爬上去。”

这话也点出了官员还是有区别的,这也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,但不同的是,绝大多数人都将是事务官,政务官的员额会很珍稀。

有人还是不理解,说民人各安其份,这天下就和乐融融,何须要那么多做事的?又有什么事可做?

有什么事可做……这就是儒法之国的根基,绝不愿多事。

因为他们要让社会僵化,因为儒法之国的官,真正要干的就是四件事:收赋税、兴教化、断刑罚、安乡境。但归结到底,后三件事也是为第一件事服务,而且是为朝廷收赋税。从本质上说,官僚集权时代的王朝,地方官就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税务代理人。

在这个基础上,他自然没有主动意愿去提供“公共服务”,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税源,才必须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,例如治安、救灾防灾和稳定人心,以及为中央输送人才的教育。

中央政府汇聚了全国的财税,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只限于治理大规模的叛乱和灾害,以及抵御外敌入侵。说起来,最初封建制向郡县制演变,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,比如治河和救灾。

要向近现代国家转变,关键不止在政治上层的权力中枢是什么面目,还要看基层政权是如何构建的。

将公共服务细化,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,这才是近现代国家的根基。而这个过程,在欧洲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的。

楚行为什么说还堪堪差一线,就是他治下的山东,还只有一丝萌芽,并未演进到那一步,这时候就需要他这个“英明领袖”来拔苗助长了。

从另一个方面看,政权深入到基层后,社会的组织能力也将更上一个台阶,资源的利用效率,内部的坚韧度将是古代国家难以匹敌的。

要推动官府下乡,就必须将现有的官吏体系打破,在这方面,吏员世家虽然有了上升空间,但少了灰色地带,要直接担责,并不会完全当作好事看。

读书人自然更是反对,他们读圣贤书,是治天下的,可不是像吏员那样当牛马的。楚行虽然还有牌,却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,这事他就得抱定有艰难险阻也得干下去的铁心肠。

而众人下意识地想着,官多了,老百姓就要遭殃,这就是儒法治国理念的延续。

楚行要丢下乡的官员,甚至连带原本的州县乃至中枢官员,本质上都会有所改变,就如他所说的那样,官,不再是管人的,而是管事的。以楚行要设立的公署为例,都是些什么官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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