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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宗篇4 最后的告别


刘旸预感过自己在继位之初会面临一些麻烦,然有些麻烦的出现仍旧在其意料之外,他怎么也想象不到,就连大行皇帝下葬之期,都需同一些大臣角力一番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干人拿着“天子七日而殡,七月而葬”的旧礼来说事,甚至拿高祖刘暠的葬期来举例说明,那毕竟拖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,以此来建议刘旸,将大行皇帝来年再行下葬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样的建言,当然与刘旸之意相违逆,依他的想法,百日之期足矣。七月而葬,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陵墓的修建,而大行皇帝的高陵是早就修好了的,何需教条死板地依旧制行事,白白浪费时间不说,还让梓宫在千秋殿吃灰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是两种理念的冲突,也是两种立场的角力。刘旸自己想法当然很简单,在尽全尽美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丧葬之礼,从而让帝国恢复正常秩序,还官民以安宁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是公的一面,私的一面自然是想尽快结束新旧交替的过渡期,把登基日期提前,尽早掌握皇帝大权。

        而提倡“七月而葬”的大臣,其意图也不复杂,只是与刘旸之意相反,要尽量拉长这个过渡期,新君无法尽快彻底地掌握帝国大权,在这段时间内,就给予他们更多操作权力的机会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几乎是一种本能,一种臣权向君权发起的挑战,过去大行皇帝在时,时不时还有人敢炸刺,如今头顶的阴影散去了,自然要蹦跶一番,也试探试探这新皇帝的深浅。

        上奏的人中,有不少三馆及翰林院的学究大儒,他们跳出来,并不稀奇,刘旸甚至能一定程度表示理解。毕竟,大行皇帝从来不听他们的,而他还是太子之时对儒门思想学说,表达过一定亲近认可,拿出一些东西来试图说服他这个新君,不值得奇怪。

        但经此一事,刘旸对那些经典思想学说的好感就大打折扣了,那些思想,固然存有治国安邦、统驭臣民之道,可以从中明辨王朝兴废之由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同样的,也可能被其用来约束、限制乃至压制皇帝、皇权,他们那一套礼,用来束缚臣民是应该,用来约束皇帝自己,刘旸不似大行皇帝,他有一定的克己觉悟,但同样不喜欢这样带有些逼迫的方式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些迂腐不化、抱残守缺者不可怕,可怕是有居心叵测,假借礼制,窥探皇权者,这就让刘旸不得不防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头一个让刘旸诧异的,便是尚书右丞辛仲甫了。这个开宝老臣、赵普的挚友,他几乎就是带头人,明确赞同“七月而葬”,其言辞恳切而激烈,甚至给刘旸一种不满七月,他这个嗣君就不孝顺的感觉

        当初秉政之时,君臣之间和协共事,也算相得益彰,刘旸也曾夸奖其精明干练、勤于国事。

        此事一出,刘旸也不由深深地发出感慨,大变之际,人心俱变,大行皇帝一旦不在,那些被他压制的人或事也都跟着抬头了,眼下只是一个葬期问题,便牵扯出这么多纷扰,将来还不知有多少是非斗争向他袭来。

        而面对此局,刘旸的态度自然是一贯的,也是坚决的。从这些臣僚对此事的态度,刘旸并不能感受到他们对自己这个皇帝的尊重,必须得压制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这一回,他没有如上尊号、庙号之事那般乾纲独断,强平异议,他是看出来了,未来纷扰不会少,若都由他亲自下场卖力,那他这个皇帝可就有得辛苦有得忙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关键在于,刘旸可不是没有根基的,三十多年太子生涯积攒下来的东西,磨砺出来的经验,那也是深不可测。

        只露出一点苗头,便有一大波人奋起,与那些“复礼”之徒进行论战。李昉、韩徽、寇准、徐士廉、王旦、鲁宗道等臣,这些人联合起来,那战斗力是毋庸多说的,尤其是李昉,谈儒论道,讲礼说法,先不说业务素质,仅靠个人威望都能压倒一片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,在一番压倒性的胜利过后,皇帝刘旸很虚心地接受建言,大行皇帝于开宝三十年寒月三十日下葬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场葬期之争,竟闹得满朝轰动,这让刘旸产生了极大的反思。既在反思己身,也在反思帝国那些看似完善的条制,别的不说,就这帝王丧制就难称完善,说到底还是经验不足,便是把大行皇帝算上,开国以来一共也就这么两次。

        事实证明,条制上写的那么多东西,在落实的时候,不合适的地方还是很多。毕竟,每个时期,每个皇帝,面临的局势都是不同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,条制的规定,还当保证在帝位传承、新旧交替期间国家社稷的安全稳定,绝不能抱残守缺,稳定压倒一切,这是刘旸就此事得出的结论。

        刘旸对大汉帝国早有改革之心,但他怎么也想不到,竟然是从丧制开始。

        ……

        开宝三十年秋季的洛阳,除了满城缟素与长时间的禁娱禁酒之外,最常见的画面,大概就是不断有来自帝国四海八方的贵族、官僚、将帅、诸族代表、外国使节。

        不管什么身份,来自何方,目的只有一个,祭拜大行皇帝,包括那些已然退休、贵养的乾祐老将、开宝功臣们,只要还能动弹,都齐聚京师,洛阳城也着实有好些年没有如此热闹,这就是大行皇帝驾崩带来的轰动。

        奔丧固然是群英汇聚的主要原因,但明显也不乏暗怀其他用心者,帝位传承、新旧交替,实在是适合投机,只要对政治还抱有想法。人多嘴杂,也就使得大行皇帝的丧礼,变成了一些人的政治表演秀,还没法责难,“忠正”之士表现对大行皇帝之追悼、怀念,这谁敢责怪,是何居心?

        在整体悲伤的氛围中,也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了,这就不仅局限于烂事极多的帝国上层权贵,还包括中下层百姓。国丧期间,不能饮酒,不能嫖娼,不能搞任何聚会性活动,犯了事罪加一等,不能结婚,甚至不能家里死了人也不能大办丧事,以免冲撞灵驾

        如此禁制,三五日自是应该,十天半月也勉强忍受,一旦逾月,那闲言碎语,晦气怨愤,就跟着跑出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即便畏惧皇城司的密探、府衙的眼线,不敢诉诸于口,心里骂咧两句总是难免的。至于骂谁,除了朝廷官府、肉食权贵,还能有谁?

        自然是有的,包括天家,包括已经在殡宫躺了两个月的大行皇帝。人心之变化,就仿佛当初梓宫还京,那几十万士民百姓追怀恸哭,哀声震天之景象,是虚假的一般.

        不得不说,大汉的子民,是世间万族最勤劳,最淳朴,最宽容的,但同样,也是最无情,最健忘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,国丧期间一些苛刻乃至病态的禁制规定,新皇帝刘旸并非没有耳闻,也并非没有想法,只不过在当下他也不好贸然提出,更关键的,还是他实在没有时间与精力顾忌到这些细枝末节。

        就如此时,听闻赵王刘昉回京的消息,刘旸顿时上了心,在过问其行程、日期之后,专门派遣卢国公赵明德西去迎接。赵明德,已故卢国公赵匡赞之子,赵王刘昉的大舅子。

        对刘昉,刘旸倒也没有那么强的戒心,时至今日,他已继位,君臣之分彻底奠定,并不怕刘昉会威胁帝位。但实事求是地说,大行皇帝诸子,抛开一向安分守己的嫡次子燕公刘昭不谈,赵王刘昉也确实是对刘旸帝位威胁最大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 怡然不惧是一种态度与器宇,但能够正常平顺地度过这个关键阶段,也是刘旸所期望的。就连那些公卿贵族、文臣士子都能惹出那么多是非纷扰,何况是名望颇高、战功赫赫的赵王呢?即便刘旸相信,刘昉不会做出一些不智的事情,但是不得不防,谁也不知道大行皇帝驾崩给刘昉造成了怎样的刺激

        当然,真正让刘旸疑虑的,还是大行皇帝驾崩之前下的诏旨,不论如何解读,都透着一股不寻常。既然分封安西三国了,刘昉也在其列,为何又单独召他回京,所谓何事?

        大行皇帝此举究竟是何用意,或许只有天知道了,但给新君与兄弟之间,多少留下了那么一丝尴尬.

        至于赵王刘昉,从金陵至碎叶有近万里的距离,与安西都督府是在六月底方才收到加急传达的分封诏书,以及召他还朝的旨意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大行皇帝的分封规划中,魏王刘旻毫无疑问享受到最丰厚的果实,碎叶、郭城、怛罗斯为核心包括珠海(伊塞克湖)盆地、白水城、讹答剌、达失干(塔什干)、康城(胡占德)在内的安西都督府精华地区,都被划给了安西国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凉国公刘晔的康居国,则受封原黑汗国西南地区的拔汗那(费尔干纳)、乌兹根、西鞬三城,这三城所在谷地,虽然也是东西要道,但占地实在不广,人口因为当初灭国之战以及持续而残酷的治安战,几乎损失殆尽,如今正处于一种凋零落后的现状,需要极其漫长的恢复期。有鉴于此,大行皇帝又慷高昌道之慨,将在其东南方向的疏勒地区也划给了康居国。

        疏勒,可一度是黑汗国都,早年被萨曼王朝欺负之时,正是凭此地发展翻盘,与于阗国的宗教战争也是以此地作为基地,过去的这些年,恢复得很不错。大行皇帝的这种分封法,老十三显然赚大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相比之下,刘昉的北庭国,就显得小气了,大行皇帝将原黑汗王朝东北地区封给他,境内都是些游牧蛮族,城池只有一座杨城(杨延昭千里奔袭所占乙寄乌骨城)虽有伊丽河流过,北方亦有达林库尔(巴尔喀什湖),但终究还是一片经济、文化落后,不曾开化的蛮夷之地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样的分配,显然不符合赵王刘昉在大汉帝国内部的地位,这似乎也能解释一部分大行皇帝将他召回朝廷的原因。而刘昉,显然也乐意,在分封之事上与刘旻、刘晔俩兄弟确认分割之后,便率领扈从东归。

        原本是不急不缓的,一路查看安西、高昌之地的地理、民情、军事、政治,甚至还有闲心游山玩水。然而还未出高昌道辖境,所有的从容闲适都消失了,大行皇帝驾崩的消息终于扩散到大西北。

        刘昉对他爹的感情,那是再深厚不过了,更重要的,比起他三个兄长各怀心思,刘昉却始终存一颗赤子之心,对大行皇帝也崇拜了几十年,可想而知,骤闻噩耗,他是怎样一种崩溃的心情,那几乎是一种信仰崩塌的绝望感。

        策马扬鞭,飞驰东进,便是紧赶慢赶,极致地压缩休息时间,等刘昉回到洛阳,也已进入九月,属于赵王的风姿威仪、豪迈气度也不复存在。到了皇城,也不去拜见刘旸,而是直奔殡宫所在的千秋殿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皇帝刘旸驾临千秋殿时,只见所有人都默然而立,眼中戚戚然,只因刘昉的嚎哭声过于凄凉,简直让闻者伤心,听者流泪。

        梓宫前,满面风尘、皮肤黑黄、胡茬凌乱的赵王刘昉,正趴在灵台上嚎啕大哭,撕心裂肺之状,实无法用言语评说。

        见其状,刘旸也不由有些动容,他也是知道刘昉性子的,旁人或许会惺惺作态,但刘昉从来磊落坦荡。越过行礼的众人,刘旸走到刘昉身侧,探出手在半空停顿了下,方才轻轻地拍在其背,颤声道:“四郎,爹已经去了,断不愿见你如此,节哀吧,不要哭坏了身子.”

        刘旸一说这话,刘昉哭得更凶了,甚至跪下,用力地磕头,磕得殿中地板咚咚作响。

        见状,刘旸急了,也跪了下去,强行掰住他,然后两兄弟抱在一起,刘昉哭声不止,刘旸也是潸然泪下,紧跟着,整个千秋殿也都充斥着哭声。

        毕竟,皇帝陛下与赵王殿下都哭了,其他人怎能干看着。只不过,比起众人的逢场作戏,于赵王刘昉而言,悲伤之情,实在无法言说。

        一直到傍晚,皇帝刘旸方才回到垂拱殿,独处之时,他的嘴角极其难得地露出了点笑意,若非实在欣慰,他是不会做出如此不合时宜表情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只因为,赵王刘昉在哭丧之后,郑重地向刘昉行君臣大礼,口呼陛下。不管刘昉如此表现是否发乎真心,至少在短时间内,在他正式登基之前,应该不会佗生事端,这也让刘旸近来被搞得紧绷的神经,得到稍微的舒缓。

        开宝三十年十月三十日,世祖皇帝梓宫出殡,葬于邙山深处的高陵,也意味着,大汉帝国彻底告别它真正的创立者。

        由此而始,大汉也将正式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。

        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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