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二章 天灾与人祸孰重？

第二十二章    天灾与人祸孰重

“朝廷不管小民出什么意外，赋税一定要送到的，一旦送不到，就要赔偿。”于谦说道：“这也是朝廷正理，只是人有旦夕祸福，在路上遇见水火盗贼，一旦有失，这些赋税丢失，寻常百姓家如何赔偿？”于谦说道：“朝廷虽然三令五申，要求免除配纳，但是地方官如果丢失赋税，他自己也要承担责任的。自然不敢承担。”

“于是明面上没有，但是暗地里，却变本加厉。”

“倾家荡产，不足以纳陪，自寻短见者有之，但是更多的却是百姓流亡，不敢在家里停留。”

“只是人丁逃离，地方官不敢报，人虽然走，税负不能走，都分摊到各里头上，于是乎百姓的负担，越加沉重。情况就越发危机。”

“臣详细问过今村安抚的十万户百姓，或多或少，都有这样的原因，再加水旱蝗灾，不得已才背井离乡讨生活了。”

曹鼐听了，忍不住说道：“还有一件事情，臣本不该言，但不得不言之，就是徭役，按太祖所制之法，编有鱼鳞册，当十年役一年，但是太宗年间，大工频兴，岁无空役，直隶百姓频频上京劳作，哪里还有心思务农，百姓不胜重役，乃有唐赛儿之事。至于运河过境，更是有万般苦楚，百姓都要去岸上拉纤。日夜不停。”

“有千万不忍言，不忍视之。”

“唯陛下登基以来，罢诸般事务，废一切大工，与民休息，百姓方得喘息之机，却不想灾荒连连，臣----，臣----，臣-----”

曹鼐说了三个“臣，”却说不下去了。

朱祁镇顿时有些脸红，因为他知道，这不是的政策，这是太皇太后一力坚持的。

这个时候，朱祁镇才明白太皇太后他老人家是多么英明睿智。

天下之大，无数事情。太皇太后的政策看似很拙笨，却是抓住了主要矛盾，最少对北方来说，却是如此。

因为太宗年间很多事情，都是发生在北方，不管是五次北伐，还是营造北京城，还是疏通运河，大部分都是动用北方的人力物力。

所以南方百姓多得安枕，北方百姓却疲于奔命。

朱祁镇说道：“这些话，也唯有卿等才会告诉朕。”

于谦与曹鼐，一个是久在北方当地方官，一个就是北方的人，但是与内阁其他人不一样，三杨，胡濙都是南方人，张辅虽然是北方人，但是他家产数万亩，多为赐田，不敢说与下情不通，有些事情到底是没有切肤之痛。

曹鼐说道：“陛下远见千里之外，即便臣不敢言之，也会有人言之。”

朱祁镇说道：“那么，你们告诉朕，去岁水灾，这些百姓之中，有多少是天灾所致，多少是人祸所致？”

曹鼐一时间不敢说话了。这事情他不大清楚。于谦当仁不让的说道：“臣已经细细询问过了，其中有八分天灾，两分人祸。”

朱祁镇心中暗道：“八分天灾，两分人祸，这还算好的了。”朱祁镇听他们这说，忍不住想起后世北方大明鼎鼎的流寇，李自成，张献忠。

可见流寇起于北方，是不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的。

北方贫弱，灾害不断，反而将朝廷的大头开支全部压到北方之上，这种开支在国初虽有不得已之处，但是还算合理。

毕竟要让南方运输粮食到九边，所耗数倍于北方运输粮食。

但是这种沉重的负担，压制住了北方经济的发展，而南方经济崛起，又让南方人在朝廷之上占据上风，政策上向南方倾斜。

北方不堪忍受也算是必然。

如果朱祁镇之前想江南重赋的问题，还有一些同情江南百姓，但是此刻朱祁镇决定江南重赋原则必须保持。

绝对不能改变，不从江南挖肉，补北方的疮，又从什么地方挖啊？

只是北方这样的情况，也不能持续下去。

朱祁镇说道：“于先生，曹卿，当今北方之事，当初何处下手，才能釜底抽薪？”

于谦说道：“臣以为当将钱粮民间运输，改为官运。”

朱祁镇说道：“有先例吗？”

于谦说道：“有，先平江侯就令漕粮兑运。”

于谦所说的平江侯就是陈瑄。

说起来陈瑄的一生，也是相当之精彩。

他本是武官之子，跟随蓝玉征战，却没有被蓝玉案牵连，后被建文帝重用，总领水师抵御北军，却不想他投降了。于是太宗皇帝才能长驱直入，直奔南京城。

他如果仅仅如此，也不过是两面三刀之辈，不值得一赞。

但是他在永乐年间，前后主持海漕与河漕，现在的运河体系就是陈瑄一手打造的。这一点让人不得不钦佩。

永乐年间第一治水之臣，就是陈瑄。

只是可惜陈瑄已经在宣德八年去世了，否则而今局面，朱祁镇决计不可能不去询问陈瑄。

朱祁镇对兑粮法，还是有些了解的。兑粮法也不是完全的官运，漕粮的运输，其实在唐代就有一个完整体系了。

之后不过是在上面增增减减而已。

其核心也就是集中运输，降低成本。

陈瑄觉得让百姓运输粮食到北京，太过不便，就令百姓运输到江阴，然后有漕运接管，然运输到京师来。

说不上是完全的官运。

但是只要有先例就行了。足够让朱祁镇拿来当借口。

朱祁镇说道：“既然有先例，先生就可以看得办，只是有些事情无须着急，因为急也是急不来的。”

“一切都以渡过这个灾年为要，等这一年过去了再说其他。”

于谦说道：“臣明白。”

人是互相影响的。

于谦从正统元年到而今与朱祁镇接触最多，特别是朱祁镇很多次微服出巡，都是带着于谦。朱祁镇心中所想与这个时代碰撞，所产生的强烈改革思想，也影响了于谦。

于谦的思想与行动也变得大胆起来。

但是于谦本心却没有变。他心中一切都是为百姓。

因为如果真能做到官运，朝廷定然会增加负担，甚至也要承担这一路上来的耗损。这一增一减，国家赋税大大减少。

但是于谦与朱祁镇都没有说，于谦自然是想为百姓减少负担，至于朱祁镇心中却是令有心思。

对这一大笔财政缺口，心中已经有了预估。

当然了，于谦的改革，真正在全国推行开来，非要数年不可。

说这个也有一些太早了一些。

朱祁镇话题一转，问道：“于先生现在是直隶巡抚，却不知道直隶省的架子搭建的怎么样了？”

于谦听了，说道：“陛下，臣让陛下失望了，臣虽然设行辕于天津府之中，但是万事纷乱，一时间都没有理顺，仅仅是徒以虚名而已。”

朱祁镇说道：“这哪里怪先生，是朕太急了一些。只是有些什么朕还想与先生叮嘱一番。”

于谦说道：“臣聆听圣喻。”

朱祁镇说道：“先生不必如此，先前先生也说了不少，朕现在问一句，天下黄册准吗？”

于谦一时间沉默了，虽然他不想说，但是依旧老老实实的说道：“不准，朝廷只有在永乐四年的黄册还算是比较准的，其余的黄册，都是填上以前的数字。略作加减而已，不过定额的总数却是不变的。而直隶各地的黄册尤其是有问题，因为水患猖獗，百姓田土每每被水淹没，数年之内，变化多次，早已不是黄册上的情形了。”

“不知其田，不知其人，不知其产。”朱祁镇说道：“朕何以治国？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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