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六十六章 两极
实事求是的说,其实“穷”这个字,并不能完全让人产生致富的强烈愿望。
拿我们国家来说,老百姓早已经穷惯了。
从封建时代开始,一直到建国之后的六七十年代。
生活窘迫、忍饥挨饿的家庭,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数不胜数。
然而改革开放之后,能及时抓住历史机遇,甚至敢于去抓这个历史机遇的人,却如凤毛麟角。
这自然是因为人有惰性,因为长期处于封建农耕社会,所造成的安贫乐道的局限性。
我们的老百姓太容易满足了,只要窝头变成白面馒头,大腌萝卜换成了带荤腥的炒菜,就只剩下心满意足,来感叹活着的滋润了。
然后人们往往会用“知足常乐”这样的话来宽慰自己,好为本身的不思进取,找到一个消除负罪感的理由。
而远在大洋彼岸的非洲大陆,似乎更是在严格地遵循这个规律,所以才会一直与贫穷难舍难分。
由此可知,因为穷就拼命的致富,这显然是缺乏生活逻辑的。
如果理智的来看,穷与富其实是生活境况的南北两极,这种改变就代表着要走极端。
因此这“两极”的转化,真正的动因只能来自于自身价值取向的醒悟。
而这种醒悟,注定了那滋味必然是刻骨铭心的,一定得深深的触及灵魂才能达成。
否则,一个人又凭什么会从习惯的状态下,敢冒大风大浪和大起大落的风险,走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未知处境呢?
家住京城西四的郭长春,他的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一点。
由于他是家里的独生子,符合留城政策。
因此1968年初中毕业之后,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上山下乡,而是幸运的成为了酱油厂的一名工人。
尽管学徒工只有十七块零八分的工资,但他留城了,而且是国营企业正式职工。
他也因此享受到了青春的快乐,在二十三岁就及时的结了婚。
仅凭这两点,他就感到一种骄傲和满足。
郭长春和他的父母一样,都是只知道看自己脚底下走路的本分人。
他从不高攀,没想过发财,只求没灾没祸、稳稳当当过日子。
所以就是真碰上天上掉馅饼的好事,出于恐惧,他也根本不会弯腰去捡。
这不是假话,有一次,他捡到一个装着两千元的皮包,就毫不犹豫送到了派出所。
那包是银行工作人员遗失的,银行为此给他的单位送了锦旗,领导也要竖立他当典型,要全厂表彰。
可他就连面对应得的荣誉,同样还往后缩。
非说“我不是觉悟高,我要拿着那钱,烫手脏心,日后没好报,晚上肯定得做噩梦,干嘛跟自己过不去?您也甭拿我当**,甭想高抬我。”
结果冲着这“没水平”的话,一个“先进”泡汤了,领导把他的名字从上报的名单里划掉了。
然而他知道之后,却并不感到沮丧和懊恼。反倒跟告诉他的人声称。
“我本来就不是先进,即使给我抬上去,早晚也摔下来,我真谢谢领导这样做。”
结果弄得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傻。
想想看吧,以郭长春的这种根深固定的思维模式,假如在他的生活里不发生重大变故。
他一定也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,安安心心挣着那份死工资,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,下班回到自己大杂院的家里,与父母妻儿共守平淡如水的日子。
他是绝不会随便背离自己的信仰,跟摆摊儿这种事发生任何关系的。
但就是很偶然的一次同学聚会,让他经历了强烈的精神震荡,把他推入了商海。
那是1981年的国庆节前,郭长春带着儿子头一次下馆子,去见他的几个中学同学,几个刚刚解决了工作问题的返城知青。
大家都不富裕,本来吃饭的钱,应该大伙儿一起凑的。
可郭长春因为上有老,下有小,兜里摩挲了半天也只掏出了一块两毛钱,距离每个人三块的标准还差得远。
他又不是一个人来的,这不禁让他有点脸红,只能推说出门急了,忘了带钱。
后来一个大方的哥们替他出了,大家嘻嘻哈哈一笑,也没当回事,然后就开始聊彼此这些年的情况。
不用说,大伙儿对郭长春有幸留城和生了个大胖小子都深表羡慕,免不了好一通恭维。
而这点让郭长春自己也有点飘飘然。
可偏偏吃饭的时候又出了意外,却彻底毁了郭长春保持了十来年的心理优势。
敢情郭长春三岁的儿子是特别爱吃红烧带鱼,可那一盘子也就十来块鱼,哪儿禁得住七八个大人一起吃啊?
这孩子才刚吃完碗里的一块,眼看着盘子里的鱼风卷残云的消失了,就开始哭。
郭长春呢,一个大老爷们,心糙得很,哄哄孩子还继续和同学们说话。
可没想到他的儿子看见邻桌客人离开了,那桌上也有一盘剩下不多的带鱼。
趁着没人收拾,他就自己出溜下桌,跑过去捞盘子里的东西吃。
结果呢,没择刺儿,搁在嘴里扎着了。一下子就大哭起来。
等郭长春这桌人发现之后,郭长春看着贪嘴的孩子是又气又恨又可怜,火上来直接给他一巴掌,小脸立刻就肿了。
同学们都赶紧劝。有的人哄孩子,有的人拦郭长春,好一通闹腾这事儿才过去。
但这件事儿到这儿并没有完,临走告别的时候,郭长春因为啤酒喝多了,把孩子托付给同学照应一下,自己又回饭店里上了趟厕所。
万万没想到透过厕所窗户,他竟能清楚听见同学们说话的声音,而且谈话的中心内容就是他。
有人说,“我还以为留城的能怎么地呢。敢情也不比大家伙强多少啊。”
还有人说,“就是,这留城留的都丢人。就别说掏不出一顿饭钱了。看孩子这一身补丁,再看大春儿抽的烟。一毛二一盒,也好意思敬人?”
当然也有明白人,有个女同学就说,“你们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两个职工工资才有多少,上有老下有小,谁家过日子也这样。等你们结了婚就知道了。”
可偏偏最刺激人的话,居然是那个替郭长春掏了钱的哥们说的。
他一听就抬杠一样咋呼上了。
“哎哎哎,你还甭说这个。要我说,没本事的人就不该结婚,不该生孩子,把孩子弄到这个世界上来受穷干嘛呀?那叫不负责任!你们看咱哥们的,三年之内要混不上一官半职,打死我也不结婚,免得等孩子大了骂我窝囊废……”
这句话引起了一阵笑声,同时,同学们背地里的真实态度,也彻底刺穿了郭长春的自尊心。
当他从厕所出来之后,虽然大家伙还是对他那么客气,还是在言语里羡慕他多年以来的幸运。
可他不再沾沾自喜了,而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尴尬和屈辱。
晚上回家时候,妻子问起孩子还没完全消肿的脸是怎么回事。
结果他还没开口,儿子见他阴沉的脸色一下就哭了,开始主动冲他承认错误。
“爸爸,我再也不吃带鱼了。我再也不嘴馋了。别打我……”
郭长春属于性格内向的人,平时沉默寡言,加上向来奉行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,并不太容易表露自己的感情。
但那一天,他搂着儿子也落泪了。
因为他第一次体验到,穷与窘的滋味远比饿肚子更难受,是可以让人颜面无存,让一个父亲扎心的。
他可以自己不要面子,抠抠缩缩,让别人背后说闲话。
可他却不愿意连累自己的孩子也让别人瞧不起。更不想孩子长大以后真的埋怨他。
于是就因为这种状况,他才决心要干事,要挣外快。
事儿是由鱼引起来的,郭长春的第一个念头自然而然也就动在了鱼上。
他上班的厂子旁边就是什刹海,有野鱼,有田螺。于是每天下班他就下河,捞鱼捞田螺去卖。
挣的钱虽然不多,可真管用,几个月下来让家里的经济有了很大好转。
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很快这事儿让单位给知道了,领导要处理郭长春,还让他上交非法所得。
结果郭长春不服,他认为是自己捞的东西。
大冬天的破冰下河,衣服冻得跟盔甲似的,才换回来这么点外快。
完全是劳动所得,根本不违法,凭什么要处理?
然后就像上次捡钱包的事儿一样固执着不肯屈从,竟然还因此跟领导吵了起来。
这样事情就全失控了,领导早就因郭长春脾气固执不好管理,看他不顺眼。
见他又犯轴,正落下怀。索性借这个机会把他从厂里除了名。
当郭长春醒过味来,他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无业游民了。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,他又能到哪儿去呢?他敢把这件事跟家里人说吗?
于是从此,他的日子正式翻了篇儿。
就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他才彻底投身商海,成为在服装夜市门口卖鞋垫和解放鞋的小贩的。
可偏偏时运实在不济,瞒着家里干了一个月,刚把过年这个月的工资糊弄过去。翻过年来,他的摊子就让工商给抄了。
他身上仅有的五块钱又都交了罚款,接下来又让他怎么办,怎么活?
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。哪怕是这种情况下,命运的大门仍然冲他打开了一道门缝。
工商所门口,突然有人说愿意免费供货,让他试着在服装夜市里买衣服,他能拒绝吗?
哪怕对方说的六百块租金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,打死他也掏不出来。
可话说回来,对方也不知道他没钱啊。
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,干嘛不干上几天试试呢?
大不了卖不出给人白干呗,可不是有言在先吗,要卖过了二十块,赚到的钱就是他的了。
这几天一过,他找个借口走人就完了。这总比闲着发愁强吧?
于是,1982年1月30日,郭长春做出了对他一生的发展,最重要的一个决定。
他加入了由十几个人组成的服装夜市试卖队伍。
这些人里面,既有卖红裤衩的大汉,也有蓄发的男青年。
但恐怕任何人,也不会像他的所面临的处境这么艰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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