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十七章 乔迁
1981年4月,距离“伟人”《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。
这一时期,除了为了“响应”谈话,最早一批由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出资建设的住宅小区,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到了落成使用的时候。而且从1976年至1980年这五年间,京城市陆续建成房住宅面积也达到了1126.4万平方米。
另外,为解决建成的房屋四处扯皮,不能尽快投入使用的情况,在今年2月16日,国家顶层又召开扩大会议发布决议。要求任何机关单位,凡是建好了的房子,限期三个月之内住进人,否则就由京城市政府没收。
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,整个京城逐渐掀起了一轮搬迁狂潮。
这一下子,和打家具的木匠、颠大勺的厨师相仿,连蹬三轮车的个体“板儿爷”也忙得热火朝天起来。
不能不说,和以往相比,新建住宅的公共设施与生活设施比较齐全,住宅的建筑标准也有很大提高。
因此在这个月,剧作家苏书阳告别了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巷子,乔迁新居后。完全是带着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,开始写作电影剧本《夕照街》的。
或许也是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,这部影片结尾处,夕照街的人们同样告别了他们维系数十年的过往生活。
大杂院,公厕,拥挤的胡同随着残阳夕照渐渐消失。未来生活的模样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朦胧浮现,等待被塑造,成型。
当然,职工对住宅需求出现了高升增长是社会普遍现象,哪怕房子盖得再多再快,跟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几十万计算的回归人口一比,就成了杯水车薪了。
无法解决终究居于多数。这就像食物链一样,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这种福气,搬进窗明几净的新单元房。
可有一些人又实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继续等待的地步,于是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,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。
同样是在这个月,人艺演员杨力新也在三楼分上了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。和妻子一起住进了首都剧场的后台。
尽管房间实在摆不下什么东西,一张双人床,一个大衣柜。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,但与那些仍旧是没有还分布上房的人相比,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。
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,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。
因为住在筒子楼里,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。谁家的事情,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。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,关起门你睡觉,开这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。
要说也是巧了。这一年很快就要上映的电影《邻居》。恰恰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。
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,厕所,水房,厨房公用的筒子楼里。一家一盏灯,一户一个水龙头,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,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。
这让这部电影成了那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记录。使得乃至今天,我们对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楼道里头,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,仍旧有据可查。
但筒子楼还不是最差选择的解决方案。更多的分房无望的老百姓,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扩建。像鸟儿“絮窝儿”一样,继续搭盖起各种材料、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。
朝向东南西北不拘,三角形、梯形,什么都有。各房之间的过道儿,只要能将将推过一辆自行车去,邻居就不说话,“杂”是当然的。
甚至就连这样的情况也分三六九等。
有人运气好,院里地儿还大,有地方接房、改房。靠四处捡来的砖,先下手为强,弄好了能弄个够高够规整的二十平米。
可跟着后面的人,所以面临的条件必然因此而变得越来越艰巨。有人想尽办法,最后也只能凑合盖出个八平米、石棉瓦顶子的“陋居”来,仅仅只能保证放张双人床、不漏雨而已。
但这还不是最堵心的情况。
像有个女孩从兵团回来,由于家里孩子多,只有两间房。可怜她多年不在家,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因突然多个她出来而不能相容,经常吵架。
她没地方住,长期打地铺。最后齐齐哈尔一个对她颇有好感,她却一直不太“感冒”的男知青给她来了信,结果就因为那边有房可结婚。她竟毫不犹豫,转了户口,离开了京城。
由此可知,在住房紧张的年代,仅为了一处小小的容身之所,许多普通人会为之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。这实在是一种极为残酷无奈选择。
所以和以上这些情况相比起来。在这次区政府分房中,有幸能把新婚的小家,安置在重文区政府大院新楼里的洪衍文和许崇娅简直可以说,幸福得像花儿一样了。
但好事往往也会存在不那么圆满的一面。
既然是“特殊待遇”,就必然招致旁人的眼红。这一点在洪衍文拿到新房钥匙的之后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。
他可没想到自己一直刻意隐瞒的副区长女婿身份,经此事一下传了出去,成为了众人皆知的“秘密”。
结果整个档案室里私下里流传的全是酸溜溜的风言风语。同事们在道着恭喜的时候,眼神里总是闪烁着玩味的神色。
话里话外似有意又似无意带出的“厉害,厉害,真人不露相”,或是“以后还要你多多照应”,无疑全都指向一个词儿——“裙带关系”。
再加上耳边总能听到一些出于对这次分房指标不满,大家私底下骂娘和诉苦的话,洪衍文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儿了。
于是趁一天周末到许家的时候,他忍不住就跟许崇娅流露出情绪,表示有点不太想要这个房子了。
他说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住到“煤市街”的洪家老宅去。虽然房子太大,有点冷冷清清,也有点不方便,可他想好了,只要在临街处开个门……
没想到就这时候,许晓军突然如劫匪一样破门闯入进房间,一脸不屑地指责起洪衍文来。说他“不知好歹,得便宜卖乖”,敢情这小子一直在门口听小话儿呢。
这一下如何得了,不用说,肯定是把许秉权和于婉芬也给惊动了。
俗话说,不怕没好事儿,就怕没好人啊。别看同样一件事,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却会是两种意思。在许晓军恶人先告状的极力渲染下,侧重点一下变成了洪衍文不知恩的抱怨。
所以尽管有许崇娅主动帮着洪衍文解释,跟许晓军吵了起来。许秉权夫妇也难免在情感请写下产生误解,认为洪衍文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了。
为此,于婉芬看向洪衍文的目光变得冷冰冰的,锥子一样锐利,带着明显的轻蔑和不屑。
开口就说,“我知道你们家有房子,能摆下几十桌的地方,应该是够住了。可我们小娅从小就住在单元楼里,她不会适应平房的生活。老房子我知道,修得再好也没用。每天不知要落多少灰土,上个厕所得跑老远。再说,你还有兄弟姐妹们,日后总不会一直独居着。那亲戚关系的复杂,日常的客套也不是好受的。你就舍得小娅受这种罪?”
许秉权的目光里也充斥着怀疑和几分淡淡的阴冷。
比较武断地指责,“衍文。我还以为你是个明白人,现在可是有点失望。你应该清楚,有私房的人是没什么可能分到房子的。为这套两居室我从中可是费了不少事啊,不就为了你们好?可你怎么不珍惜呢?而且我也要提醒你,国家对私有房产的认可,还会不会再有变化也是说不准的问题。万一那天方向变了,你们的私房要改回公有你又怎么办?还有那些闲言碎语,我当然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。可这点压力你要经受不住,以后还怎么能担任更重要的位置?你总有一天会走上领导岗位的,你可能让人人满意吗?好好想一想……”
在这种情况下洪衍文还能说什么呢?官场有一条重要的准则,就是领导永远都是对的。即使错了,你也不要当面硬顶,那是最差选择。
所以洪衍文知道他无法分辨,解释也无用。如此的结果只能转向更加糟糕的境地。
唯一的正确的处理方式,他必须沉住气,先虚心接受批评。以换取对方的谅解。
于是他低头了。许家人则在他的谦虚里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,好似获胜的将军大肆掳掠一番后,才得意洋洋撤军了。
但他们却不知道,正是由于这一次妥协。让洪衍文清楚地认识到了他在许家的地位,他更明白了自己父母和洪衍武一直提醒他的“难受”二字,是什么意思。
因此,也是在这一刻开始,他认认真真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路了。与享受许家提携好处相比,他更渴望是有机会摆脱这个家的控制。
这绝不是他太过自信。而是他很清楚许家人会因对他在栽培,而更增对他颐指气使的资本,那即使他获得重要的位置,又有什么意思呢?
要说许家唯一值得他珍惜的东西,也只有许崇娅对他不含任何杂质的挚爱了。
在事后,许崇娅为家里人的态度一直对他道歉,替他感到委屈,更痛骂许晓军。
这多少也给了他一些宽慰。反过来想想,许崇娅也确实不怎么乐意去住平房。那这次就算是为爱牺牲了。
全为了她,忍这一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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